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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迅速飆升的社會融資總量引發市場關注。央行最近公布的2013年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為6.16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2.27萬億元。社會融資渠道和總量的快速擴張，讓挑戰與機遇并存：挑戰是在滿足實體經濟多樣化資金需求的同時，也給流動性調控、通脹管理帶來了一定難度；機遇是在這一背景下，由于傳統的數量型調控手段效果有限，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改革、提升價格型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控作用，就顯得迫在眉睫，深化金融改革刻不容緩。

申銀萬國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李慧勇分析認為，目前宏觀政策總體上保持穩定，主要通過結構型工具進行針對性調控。由于影子銀行業務的發展，貨幣政策工具在控制傳統的信貸、調節基礎貨幣工具之外，更多地將通過價格工具調節市場的流動性。

隨著金融改革和發展,我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融資體系發生了較大變化,直接融資規模及所占比重逐步增加。“回顧信貸占社會融資總量的比例，2008年的時候占72%，到去年12月降到52.1%。５年降了20%，這可以說是天翻地覆的結構性變化。”中國社科院副院長李揚日前在中國宏觀經濟季度分析會首次會議上作上述表示。

于新增貸款，社會融資規模是更廣義的貨幣流通量統計指標，即除了包含金融機構新增貸款外，還納入了股票、債券融資等，從而使貨幣流量統計延伸到股市和債市等渠道的融資來源。今天直接融資和創新性金融業務已占據社會融資規模的“半壁江山”，并且隨著金融創新快速發展，未來占比或將更高。可以說，社會融資規模結構性增減的背后，不僅表明融資構成比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也體現出實體經濟融資方式更趨多元化。

目前來看，我國經濟增長企穩回升、流動性供求關系保持總體平衡，未來為了配合經濟繼續穩步增長，社會融資規模還需進一步適度擴大。但為了避免發生市場上流動性過剩、通脹高企的情況，貨幣政策調控就需要對社會融資規模的增長作出更具有針對性、有效性的安排。從貨幣政策工具的選擇來看，由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調控手段具有“大水漫灌”特征，對于多樣化融資渠道的調控精準程度略顯不足，而利率等價格手段可以直接作用到任何一種融資工具上，因此價格調控的重要性越發凸顯。從西方的貨幣政策演變過程來看，隨著融資渠道的多元化，數量型工具越來越不足以勝任它的管理能力，金融宏觀調控需要更多地轉到價格調控方式上來。

華夏銀行副行長黃金老日前撰文表示，我國的貨幣數量控制手段，也必將不得不讓位于價格手段。貸款限額、窗口指導、法定存款準備金率、存貸比等數量型工具是中國貨幣政策的最主要工具。這些工具控制的都是“信貸”數量，而非“貨幣”數量。“信貸”數量與“貨幣”數量之間的關系正日益弱化。

我國已經形成了基準利率和市場利率并存的利率體系，同時初步實現了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相結合。對于票據貼現、債券、股票融資等按市場化方式定價的融資，主要使用利率價格型工具進行調控；對于貸款等市場化定價程度相對較低的融資，則使用公開市場操作、存款準備金率等數量型工具和利率價格型工具進行調控。社會融資規模作為貨幣政策的中間目標，是我國金融宏觀調控的有益探索和創新，它將數量調控和價格調控結合起來，將進一步促進金融宏觀調控向市場化方向轉變，進一步推進利率市場化。而轉向以利率等價格型調控工具，以及正逆回購等更具靈活性的貨幣政策工具，或將是未來貨幣政策調控的趨勢。

此外，用好社會融資規模這個新指標，將極大地豐富和完善貨幣政策框架體系，更有利于發揮貨幣政策的調控功效，反映金融風險在不同金融機構、不同金融市場之間的傳導，從而有利于強化對金融機構、市場和工具的監管，最終達到防范整個金融體系系統性風險的目的。正如中國農業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向松祚所言，一季度社會融資規模的大幅度增長和重大的結構性變化，表明我國社會融資體系、金融機構的經營環境發生了革命性變化。直接融資已經占據我國社會融資總額差不多一半，這一重大變化，一則是喜一則是憂。喜的是社會融資渠道、市場、產品、機構日益多元化，符合我國金融深化改革和發展的基本方向，為利率市場化和其他各項金融改革創造了良好條件；憂的是急劇增長的直接融資產品里面，蘊涵了相當的風險，許多產品的風險和收益結構不清晰，責任不清晰，風險披露不充分，承諾回報過高，都給未來埋下金融風險隱患。